东西问丨张恒军:当代文学交往如何架起中日文明互鉴金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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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东西问)张恒军:当代文学交往如何架起中日文明互鉴金桥?

  中新社北京3月30日电 题:当代文学交往如何架起中日文明互鉴金桥?

  作者 张恒军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院长

  文学是人类情感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,是人类历史最形象的诠释,具有直达心灵的情感力量。文学作品是交往理性得以展开的理想场所,以其为中心,作者、读者、社会等若干主体,可以建立间性交往关系。文学作品也是文明互鉴的重要媒介,是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民众交流的重要形式,在我与自我、自我与现实他者、自我与超验他者以及自我与潜在他者之间形成文明互鉴。

  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“文学交往”基础,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。古代文学交往、现代文学交往固然是文明互鉴的桥梁,但比较而言,当代文学交往更是“金桥”,因为它能够增进对人类当下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,传播当代价值观念,描绘当代开放、多元、包容的人类共同生存状态,有助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,助力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。在人类交往中,当代文学交往是雅致的交往,能够开拓和放大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,为创作带来异质的经验和新的可能,以更大的格局激荡现实、观照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进而有利于促进多元文明并存的世界格局,满足世界各国协同发展的现实诉求,由此,谓之“金桥”。

  文学的交往:何止村上,何止莫言

  中日两国地缘相近,人缘相亲,文学交往源远流长。在数千年的交往史中,文明互鉴贯穿始终。新中国成立后,尤其是进入新时期,中国当代文学日益引起日本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,特别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加速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。日本当代文学也被大量引进中国,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,加深了中国读者对日本的理解。中日当代文学的交往:何止村上,何止莫言?

2006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五次访华,在北京签售新作《别了,我的书》。图为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莫言在签售现场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/'>中新社</a>记者 应妮 摄
2006年,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第五次访华,在北京签售新作《别了,我的书》。图为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莫言在签售现场。中新社记者 应妮 摄

  40多年来,中国与日本文学的交往持续增强,交流机制日益健全,交流渠道日益拓宽,交流方式日益创新,作品译介由一元化的经典文学进入多元化的当代文学。大批的当代文学作品被引进,除了大家的作品,还包括大众文学,如青春小说《恋空》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等,童书《再见了,可鲁》《可爱的鼠小弟》《蛤蟆的油》,动漫文学《铁臂阿童木》《一休哥》《花仙子》等都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。森村诚一、松本清张等人推理小说也走入中国读者的视野。进入新世纪,中国对日本当代文学的译介更加系统,女作家作品系列、芥川文学奖系列、青年作家系列、“80后”作家系列等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2020年以来,陆续举办了多场中日作家线上对话会和文学论坛,作家在“云端”共话疫情下的文学创作与人类处境。2021年8月,中国作协发起成立“中国文学海外读者俱乐部”;9月,发起成立了“一带一路”文学联盟;10月,举办中青年作家国际传播高研班,帮助青年作家了解世界文学,提升国际传播能力。响应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,当代文学日益自信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文学的力量。

2015年,经典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放送35周年纪念展登陆上海。动画片改编自动漫文学《铁臂阿童木》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/'>中新社</a>发 王冈 摄
2015年,经典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放送35周年纪念展登陆上海。动画片改编自动漫文学《铁臂阿童木》。中新社发 王冈 摄

  40多年来,日本与中国文学的交往稳步推进。新时期之前,日本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愿望迫切,陆续大规模出版了《现代中国文学全集》(15卷)、《中国现代文学选集》(20卷)、《现代中国文学》(12卷)、《中国革命文学选》(15卷)等全集或者选集。进入新时期,仍然比较热。随着了解日盛,进入新世纪,则相对平静。赵树理、茹志鹃、曲波、王蒙、陆文夫、刘心武、史铁生、贾平凹、阿城、王安忆、郑义、张辛欣等当代作家,培养了一批喜爱中国文学的日本读者。近十年,莫言、铁凝、余华、阎连科、残雪等作家的作品深受日本读者的喜爱。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交往中,一些文学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日本文艺家协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编纂《文艺年鉴》;日本中国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编纂《中国年鉴》;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从1984年开始编纂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》;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会从2008年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;2015年创刊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日文版主要翻译当代作家短篇小说和诗歌;《残雪研究》杂志则聚焦残雪小说的研究与翻译。

  文字的力量:塑造中国,塑造日本

  中日当代文学的交往凸显了文字的力量。今时,我们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,就像呼吸空气一样。文学是文字的组合,是其组合的最高形式。作为探索人类复杂而微妙的心灵密码、时代的书写,它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不灭火焰,是呵护真善美、启迪智慧、照亮生命的永不枯萎的精神动力,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。人类文明的交往可分为四个阶段,区域交往的前丝绸之路时期、通道交往的丝绸之路时期、发散交往的后丝绸之路时期和融合交往的全球化时期。今天,在技术的加持下,互联互通加剧了文明的冲突,也加速了文明的融合、文明的塑造,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。经过口语、文字、印刷传播时代之后,步入今天的数字传播时代,人类的文明潜藏在文学文本的背后,文学同样将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  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《窗边的小豆豆》销量超过110万册,充满爱心、思想开明的小林校长和天真善良、活泼可爱的小豆豆,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读者对日本的印象。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日本文学作品,阅读村上春树甚至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。中国是诗歌的国度,素以诗歌抒情。日本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,也喜欢用汉诗来表达内心情感。日本人喜欢的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裳”出自《诗经》;日本诗人晁衡的“蓬莱乡路远,若木故园林”与王维的“乡树扶桑外,主人孤岛中”遥相呼应……这些诗句的背后是中国情趣、中国情结。

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中文版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/'>中新社</a>发 苏楷泽 摄
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中文版。中新社发 苏楷泽 摄

  日本作家从中国文学中汲取营养。平野启一郎被称为“三岛由纪夫再世”,他的《一月物语》以黄粱一梦与庄周梦蝶为背景,也引用了李贺的作品。平野认为日语始终脱不开中国的影子。“帅气”与“武士道”紧密相连,但其基本精神的“义理”却源于中国春秋战国,经过日本独立发展,在20世纪50年代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,也成为极受中国欢迎的日本设计的支撑理念。中国作家也从日本文学中汲取营养。郁达夫的《沉沦》,塑造了“零余者”形象,深受日本破灭型“私小说”的影响,偏重作家个性,具有浪漫主义小说的气质。而郁达夫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新体式,领一时风尚,影响了后代不少作家。

2006年,中日关系史上第一套日文版《梁祝》三部曲圆满完成。图为日本梁祝文化研究所所长、该书翻译渡边明次介绍《梁祝》三部曲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/'>中新社</a>发 段跃中 摄
2006年,中日关系史上第一套日文版《梁祝》三部曲圆满完成。图为日本梁祝文化研究所所长、该书翻译渡边明次介绍《梁祝》三部曲。中新社发 段跃中 摄

  文明的互鉴:走出过去,面向未来

  文明互鉴是全世界作家的共同愿望。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,作为“永远的邻人”,中日之间当代文学的交往将在未来的岁月里,催生出更新的文明。

  如何发挥当代文学交往的作用,促进中日文明互学互鉴?首先是认清存在的障碍。语言是最大障碍,译作的数量和质量依旧不足,无法全面反映对方国家文学的全貌,必须加强文学互译,首先要改变目前译介的不平衡。其次是政治信任,包括历史认识。日本政府、日本社会须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认识本国的过去,中国人也要克服文化心态上的优越感,摆脱偏见。第三是寻找双边审美价值、审美理想值的契合点,开展文明对话,倡导包容互鉴,在中日当代文学传统中,挖掘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,找到当今时代的共鸣点。

2019年,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推理小说的音乐剧《白夜行》在天津上演。<a target='_blank' href='/'>中新社</a>记者 佟郁 摄
2019年,改编自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推理小说的音乐剧《白夜行》在天津上演。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

  双方各自当代文学交往的经验也可以为彼此所用、所鉴。日本对外文学交往偏重精英文化输出,热衷推介“美的世界”“雅的文学”,文学作品过于自我和小众,缺乏平民生活气息。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市场的占有率仅有1.8%,影响十分薄弱,一些重要作品尚未进入海外读者视野。中国对外文学交往官方主导为主,同属于精英文化输出。如何实现多元主体交往,需要立足全球,立足对话,立足现实,立足共情,观照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关怀,重视非精英化的通俗交往,搁置文化差异、抓住情感共性。同时关注文学品类中当下海外传播最成功的轻小说、网络文学、跨媒介文学等新兴文学力量。

  从人类文明史的长远发展历程来看,文学交往的累积,必定会不断优化本国的文学质量,改变世界文学发展轨迹,进而提升人类文明高度。古代中日文明实现了和合共生的文明互鉴,当代中日文明应面向未来,积极思考“中日当代文学交往的世界意义”,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“最大公约数”,既为两国文明的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,又助力构建亚洲文明共同体、人类文明共同体。(完)

  作者简介:

  张恒军,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院长,兼任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,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》联合主编,我国首个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特设硕士学科带头人。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国际传播委员会副会长、多语种国际传播教育联盟副理事长、中国新闻史学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委员会常务理事。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暨南大学、辽宁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。长期致力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、全球传播、中西文化与文明等领域的研究。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,多篇被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。著有《“一带一路”与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:前沿与展望》等专著、图书29部。

【编辑:刘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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